表述管理的英文词汇不止一个，一般常用的是“Management”，其它的还包括“Administration”和“Clerical”。它们使用的场合尽管区别很大，但也有共通的地方。

    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利用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运行的基本工具分析政治学，拆除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樊篱，并因此获得了一九八六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声明中说：

    “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布坎南不仅仅研究纯经济问题，还运用自己的分析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掘进，勇气可嘉。

    换言之，布坎南是将经济学范式运用于政治决策领域而大获成功的，这标志着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机。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也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但他与布坎南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他说：

    “布坎南对政治制度更感兴趣，而我只对经济制度感兴趣。法和经济学有两种含义。一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一是考虑法律制度如何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我属于后一种”。

    布坎南和科斯以经济分析为工具解说政治现象，反其道而行之，能否用政治语言来“戏说”经济呢？不妨一试。

    具体到企业管理方面，我们下面比较一下美英法三国的政治体制，也许有点意思。

    一、英国议会制

　　表面上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其实质是议会制国家。英王是国家元首，在名义上具有很多权力，但实际的政治统治权力甚微，在政治生活中，英王行使权力的活动是由议会和内阁控制的。
 
　　在行政事务方面，以首相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府为总负责，他们的所作所为只向议会负责。内阁的主要职权是：制定政府政策并提交议会讨论；在议会通过政策后，负责监督和贯彻执行政策；协调和确定政府各部的职权范围。

　　内阁行使职权时，采取集体负责的原则。内阁一经作出决议，每个大臣必须为之辩护，并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内阁的决定。如不能执行内阁决议，大臣就只有辞职一途。

　　英王初看起来纯粹是个“摆设”，其实问题也不那么简单，这个表面上的“无用之物”发挥的却是“无用之有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通过咨询、鼓励、忠告等形式，对内阁作出实际影响；二，在特殊情况下，英王作出某些主动决定以挽救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府危机；三，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具有号召全国团结、激励爱国情绪的作用。

    二、美国总统制

    一般情况下是先有政治实践后有政治理论，美国则是个例外。

    美国政治体制是按照卢梭民权思想和孟德斯鸠三劝分立学说建立的，经过历代的实践磨练，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样子，其特点如下：
 
    1、总统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权力遍及行政、军事、外交、立法、司法等诸多领域，内阁只是总统的咨询机关，阁员对总统只有建议权，决定权属于总统一人。
据史料记载，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七名成员对某项动议皆持反对态度，唯有林肯总统一人赞成，不料林肯最后宣布：“本议案7票反对，1票赞成，本案通过。”

　　2、总统的行为虽然要时刻接受议会和最高法院的制约，但由于他全民选举产生的，除非犯下国会规定的不赦罪行，否则不可能下台，因此其四年一换的政治局面一般比较平静。

　　3、美国同时还实行双重分权和立体分权，不仅在州与州之间实行横向联邦制，还在联邦和州之间实行纵向联邦制，各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样又极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

    三、法国二元制

    二战后的法国先是实行第四共和国制度，但政局不稳，不到四年内阁换了八届，其中有两届仅仅执政两天，到1958年该体制终结时，竟然更迭了25届政府！戴高乐随后设法修改政制，以第五共和国取而代之，政治面貌由此发生了近乎革命性的改变：

    1、总统权力得到显著加强

    直选产生出来的总统拥有以下权力：任命总理、签署和颁布议会通过的法律、主持内阁会议（但总统对内阁做出的决议不承担政治责任）、解散国民议会权、任命有关文武官员以及外交权、军事权和司法权等等。

    2、政府地位也大大稳固

    和美国不设总理和英国首相大权在握相比，法国总理的作用恰好介于两者之间。宪法规定的总理职权主要有：向总统提出建议任免的部长名单、经总统任命后组成政府；任命总统任命范围以外的其它政府高级文职人员；领导政府的政务活动；掌管武装力量，领导国防部；保证法律的执行。

　　3、总统向人民负责，总理向议会负责。

    法国的政党众多，大体上分为左右两个阵营，可能出现总统和总理属于同一战线以及总统和总理不属于同一战线（所谓的“左右共治”）两种现象，但即使出现共治局面，法国的政治体制依然运作得良好。

　　人们称法国是一个“半议会制、半总统制”的国家，在这种体制下，总统管大事、主外交，总理管具体、抓内政，倒也相得益彰。
   
    以上三国代表了当今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操作模型，如果我们将其中的国家、元首、总理分别换成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这难道不是三种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吗？

    将国家同企业相比较，表面上看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是通过制度来进行管理的，而制度的一般原理是相通的，这就使得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借鉴成为可能。

    以企业管理费用为例，它的高低视员工尽心工作的程度而定，如果能放手让每一个人负起责任，在本职范围内尽量发挥主管能动性，管理费用就低，如果无法放手的话，企业就需要更多地配备管理人员，管理费用就会上升。国家也一样，如果人们能在工作和生活中高度负起责任，就可以减少警察和文职人员，相应地也会降低政府的开支。

    一般人只知道秦始皇是个暴君，殊不知他也是个勤政的人，据《史记》记载，他“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不可谓不辛劳，但其庞大的帝国很快就轰然倒下。

    企业经常有类似的情况，有些老总们事无巨细，废寝忘食，成天围着下面转，到头来依然是四处救火，叫苦不迭。

    这种现象可以说明，组织的效率不能由个体的效率来取代。

    那么如何评判一个制度的效率呢？

    从静态看，好的制度应当使组织的全体博弈均衡，并且使整体处于统一状态而不是分化状态。

    从动态看，好的制度应当能够使不均衡状态更快的恢复到均衡状态。也就是说，处于不均衡状态的持续时间要尽可能短。这又要求制度在保证组织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尽可能低。

    第三，好的制度会激励组织从低效均衡转向高效均衡的冲击出现。当正向冲击频繁出现，负向冲击不断被抑制下去时，才能够使组织不断趋向于更有效率的状态。

    由此看来，企业管理的制度基础是极其重要的。关于政治生活，孟子说过这么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想企业家听了也会有益：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