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处于弱势而把自己摆在低下的位置，守柔弱之势、沉心敛气、辨识先机、不立危墙之下、化解危机于未萌，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其境遇反倒比处于强势地位要好。此“弱”非彼弱，此弱可谓外柔内刚、弱于形而强于神，是故柔弱可以胜刚强。所以，儒家、道家都教人不要过刚，过刚则易折。水处在低下的位置，其纳入的支流不都是干净清爽的；降尊纡贵、以退让求共荣有时也会被误解、被人视为愚钝可欺。只有真正悟道、以水德立命的人，才能坦然受之、泰然处之、不计一时得失，虚怀若谷、延纳百川才能成就江河之博大、泰山之高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说，为社稷主，为天下王，必然要忍辱受诟，最后到达大道无形的至高阶段。
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柔弱胜刚强”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星河中，秦王嬴政也许是最璀璨的一颗。他13岁即位，39岁称帝，9年灭了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个国家，在政治上开创了大一统的文化，经济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秦王朝、修万里长城、推行郡县制、收缴民间兵器、焚书坑儒等等，用的都是强权，当时的秦始皇及其宗室勋亲比那些反抗力量不知强大多少倍，于是秦始皇就根据这种物质力量对比下了判断：秦王朝将凭借强权力量，永生永世地传下去。结果如何呢？“祖龙死而地分”，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46年，传到二世胡亥时就灭亡了。
秦王朝短暂的历史犹如一场壮观的烟火：从功可强成、名可强就、普天之下惟我独尊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诺大一个秦王朝顷刻之间分崩离析；从强胜到二世而斩，验证了强者易折、“柔弱胜刚强”这个道理。
汉高祖刘邦到汉初的几任皇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秦王朝相反的例子。秦末年间的“楚汉相争”，刘邦最终战胜“西楚霸王”项羽，将“柔弱胜刚强”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经过秦末的连年征战，刘邦得到的是一个百业凋零、百废待兴的战后残局。对此，汉高祖刘邦到汉初的几任皇帝都吸取了秦王朝强权、暴政的教训，在“清静无为”的指导思想下，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终于开创了被司马迁称为“德至盛也”的文景之治。“柔弱胜刚强”不仅适用于“争天下”，也同样适用于“治天下”。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后又因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曾国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令人注目的影响。他将中国古代文人所苦苦追求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全力实践之，力求做得尽善尽美。如果说他有所成就，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从申韩之法到老庄之道的一次思想大转弯。
曾国藩的一项重要成就是打败了太平天国。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次农民起义，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重要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有其主客观原因，我们在这里仅从双方主观努力的角度作一简析。曾国藩率领湘军征伐太平军可谓一波三折。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以程朱理学为立身之本，对作为友军的绿营兵和当地其他民团武装的无能嗤之以鼻，认为治乱需用重法。这样一来，开罪了当地的官绅和其他镇压太平军的武装力量。在缺乏军需供给和友军支援的情况下，湘军作战时总是孤军深入，被石达开打败了三次。曾国藩在带兵四年后，被咸丰皇帝以父丧守制的名义赶回了老家。父丧、军事失利、官场倾扎严重打击了这位理学明臣。曾国藩在家赋闲的一年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重读了《道德经》，在对前途、信念以及自己的身体近乎绝望的情形下，曾国藩读懂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微言大义，开始由申韩之法向老庄之道的转变，思想开始由弱求胜。曾国藩复出后，主动修好与同僚、友军的关系，一改以往作风，以弱胜合作的态度主动裁减湘军，真心扶持左宗棠、李鸿章，壮大对敌作战的友军队伍，从孤军推进到中兴三臣团结合作，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
从恃强之败到以柔克刚，曾国藩的例子是弱胜、合作的一个绝佳注脚。与曾国藩同场登台的太平天国，则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从合作到对抗的截然相反的画卷。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洪秀全、杨秀清等六人称王，构成了太平军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这六个人中，洪秀全并没有绝对权威，杨秀清反倒在具体军政事务中拥有更大权威，这样就形成了互相制衡、合作的权力结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最终由合作转向争权夺势乃至互相残杀、内讧分裂，“天京变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结果是天王府被围，天王险遭毒手；北王、东王二人及其全家皆亡；数万“天兵”死于非命；翼王全家被害、被迫携众二十余万出走，太平天国从合作走向了分裂。纵然后期也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猛将，太平天国也是颓局已定。
历史不断演绎着从弱胜到合作的故事。又如今天的美国，从911到“伊战”一味强行推进，在战争的旋涡里越陷越深。山姆大叔抓住了萨达姆，自以为可以尽情享受征服世界第二大产油国的盛宴了。结果又如何呢？借反恐之名，恣意妄为，排斥异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
从秦始皇到汉刘邦、从太平天国的覆灭到曾国藩的丰功伟绩、再到今天的山姆大叔，类似的论据还有千千万万，都在说一个道理：物刚则老，强者易折。同样，弱胜的例子在经济领域中也比比皆是。
经济领域里的“柔弱胜刚强”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商人群体。当年的山西人背井离乡来到内蒙古、宁夏，从磨豆腐、当马伕起步，诚信立身，以义制利，冒常人所不敢冒之险，忍常人不能忍之苦，最终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银行业——票号，朝廷户部三分之一的银子存在山西票号，晋商的成功从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山西大院中可以观其端倪。
但是晋商在走向繁荣巅峰之后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轰然倒塌呢？这当然有辛亥革命时局变换的客观外部因素，但归根结底其根本原因是晋商没能抓住两次票号转型为现代银行的历史机遇，没有看透大与小的变通，没有过资本重组的胸怀关。晋商当年可以担着命走西口，富可敌国之后却再也无法让目光跨越自己建造起来的深墙大院，不愿放弃眼前的丰厚利益，不愿由大股东变成小股东、由大掌柜变成分号掌柜甚至不做掌柜，胸中没有不联合则票号必亡的深谋远虑。到20世纪初，以山西票号鼻祖“日升昌”为首形成了倒闭风潮。
晋商因为没有参透大与小的变通而败，世界汽车业的巨头福特汽车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也因为选择了不同的股权和管理模式，最终导致两家公司在世界汽车业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最初，福特公司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地位远高于通用公司。福特公司在老福特的领导下，通过纵向并购使得从矿山到汽车生产中间的生产过程全部由自己公司来完成，使外部交易费用全部内部化变成内部管理费用，并采用了适合于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使福特汽车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汽车公司。
通用公司的创始人杜兰特通过融资收购大量汽车和汽车配件企业拼凑成了通用汽车公司。20世纪20年代末，通用汽车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其第一大债权人和第二大股东杜邦公司出面接管了通用汽车的经营。杜邦入主通用公司剥夺了杜兰特的绝对权力，杜邦家族在以后的年代里陆续减持通用汽车的股份，通用汽车建立起一个没有大股东、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同时，通用汽车建立起了以职业经理为主的管理层级，朝着现代企业制度方向发展。而福特公司是靠自身的资本滚动发展的，没有外部债权人的压力，因此没有及时做出这样的改革，其资本社会化的进程比通用公司晚了三四十年，导致在以后的发展中一直没能赶上通用公司。
一个成功的商人如何在成功之后保持基业常青？老庄哲学中“上善若水”，与孙子兵法中的“不战屈人之兵”，在这里相交会：作为一个企业家，只有趋利避害、由对抗走向合作，才能使企业长久安身立命、发展壮大。
中国民营企业现存问题及其出路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路披荆斩棘、步履艰难地走到了今天，已经取得商业上的初步成功。但是，其在发展历程中大都靠自身的资本积累、使用为边缘化手段而发展壮大。今天的中国加入了WTO，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应该怎样求生存、求发展？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民营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对其自身有深刻的了解。毛主席曾分析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归根结底是由资源的缺乏所导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总也逃不出其悲剧的宿命。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是积累而来、是有限的，而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是积聚而来，民族资本与国有资本相比都是软弱的。公司制度的精髓是合作。最近万通公司与泰达公司的战略合作标志着中国一批最前卫的民族资本家已经意识到其自身致命的弱点，开始走一条别出心裁的解决之道：不是仅靠自身力量去改掉毛病而是靠合作去弥补其缺陷。万通公司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致力于做中国高端的房地产，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瓶颈就是资源缺乏。而泰达公司是天津的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天津拥有上百亿的土地资源却没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队伍。二者合作正好能够长短互补：一方可以获得资源，另一方则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唐僧，一个动力足，但缺资源；一个有资源，但缺机制。民营企业的“软肋”正是国有企业的“长项”。今天的民营企业应该及时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形成与国有企业合作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深刻领悟弱胜之道，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舍“大”取“小”，走与国企合作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弱胜不是态度好、见人就鞠躬行礼，弱胜的概念不是谦虚谨慎，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合作的姿态来做企业。从强人单独控制走向合作、从家族制走向社会化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民营企业的定位从国有企业的有益补充到必要组成部分再到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经济”，正在迎来政治上前所未有的阳光地位。在参透了中国哲学中“弱胜”的理念、放弃股权独大的股权强势之后，民营企业要以合作的姿态与不同性质的资本进行合作，求得更大的资本规模带来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公司在激烈竞争中避免被淘汰的风险。
混合经济的本质是以小股东求大公司，要做大，先做小，是以小见大的辩证法。对此，东方高圣提出一个命题：小公司才有大股东，真正的大公司只有小股东。全世界著名的大型企业都只有小股东：在西门子公司，西门子家族只占有2%的股权、且这2%股权的权益由200多个家族成员拥有；沃尔玛这样的商业巨头，其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只有9%；全世界著名的大公司GE，其最大股东持股仅75%。我们想不想让自己的企业生存下去、想不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关键就看我们有没有资本社会化、做小股东的胸怀。虽然我们在新的公司里的股权比例小了，但其所代表的价值量却大大增加了。混合制的大智慧在于：由单纯控制变为合作；由强势取胜变为弱势取胜。中国政府提出混合经济，已经有了“小”的胸怀，民营企业要更加迫切地参透“小”的智慧，做好合作的准备。如果说国企领导是政治家，民营领袖是企业家，那外资就是地道的资本家，他手中有强大的美元、欧元，还有几百年商品经济理念、方法和技术的“真经”。我们要把他吸收进来，与中国的文化融合，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减少走弯路的风险。三至五年以内，整个社会并购重组的主流形式是：以国际资本为投资、以国内企业为目标、以混合为导向的重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结合走向国际，将西方的资本、技术和方法引进来，形成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若干年后应该没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只有传统企业和现代企业。一个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是传统企业，一个百分之百的民营企业可能也将划入传统企业。万通公司与泰达公司的合作标志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其自身的弱点，愿意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一种宽广的胸怀开放其股权，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合作的开始。
“一通百通，百通万通”，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规模经济，下一轮的竞争将会是一个通向世界级企业的通道。上善若水，基业常青之道。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一批初步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谁能从历史、从先哲的教诲中汲取更多的企业智慧，掌握弱胜合作的均衡实质，谁就将打开一个企业常青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