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香港华润纺织原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德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启明，华润纺织原料有限公司天然纤维部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小虎，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律师。
被告：广东湛江船务代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兴，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山，广东商务金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湛江纺织企业（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妃杂，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放、庞白宁，湛江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经济特区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树治，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国新，深圳东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明辉，深圳亿达实业公司职员。

原告香港华润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原料公司）因与被告广东湛江船务代理公司（以下简称湛江船代）、湛江纺织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湛纺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提货纠纷，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广州海事法院受理后认为，深圳经济特区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共同进行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深圳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原告纺织原料公司诉称：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７日，原告与深圳公司签订合同由原告向深圳公司供应１９０８吨苏丹棉花。７月２４日，根据深圳公司的申请，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就９４５吨苏丹棉花开出信用证。原告租船将５，０２３包、９６３，５８３公斤苏丹棉花从苏丹港运抵湛江港。承运人签发ＺＨＡＮ／１号提单。湛江船代是承运人在湛江港的代理人。由于深圳公司拒付货款，１９９１年３月１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将信用证项下包括正本提单在内的全套议付单证退还原告，原告成为该提单的合法所有人和持有人。同年５月，原告持正本提单向湛江船代提货时被告知，ＺＨＡＮ／１号提单项下货物已被湛纺公司凭保函提走。湛江船代与湛纺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对原告提单货物所有权的侵犯。请求判令湛江船代向原告交付提单项下苏丹棉花或赔偿１，５３０，５９６．１０美元及利息损失，湛纺公司负连带责任。

被告湛江船代辩称：被告在收到湛纺公司有效保函及副本的情况下，予以放货，是正常做法，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应由被告湛纺公司承担。

被告湛纺公司辩称：原告与深圳公司经长期交涉并由深圳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原告已无权再主张货物权利。湛纺公司只是配合深圳公司提货，不是提货人。

被告深圳公司辩称：在提单纠纷的范围内，深圳公司与本案当事人无利害关系。原告回避其与深圳公司的合同纠纷的事实，以提单纠纷为由起诉，规避法律。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查明：１９８９年５月６日，原告与瑞士日内瓦ＮＯＲＳＵＤＳ·Ａ·签订买卖合同，原告购买１，９０５吨苏丹原棉，以信用证方式付款。５月２７日，原告与深圳公司签订购棉合同，约定由原告提供苏丹原棉１，９０８吨，分两批交货。６月２８日，深圳公司与湛纺公司签订棉花加工合同，约定深圳公司以不作价形式提供原棉９５４吨，由湛江公司加工成精纺，深圳公司负责办理报关、提货手续，湛纺公司负责原棉从进口口岸到工厂仓库的运输。７月２４日，根据深圳公司的申请，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开出ＬＣ４５０８９０７５６号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规定，苏丹原棉数量７４５吨，单价为每磅０．７３美元，价格条件为ＣＩＦ湛江。

１０月１１日，原告开出金额为１，５３０，５９６·１１美元的即期汇票，连同包括一式四份正本提单在内的全套议付单证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转交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要求深圳公司支付货款。根据提单记载，承运人为太平国际船务（私人）有限公司（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ＥＳ （ＰＴＥ·）ＬＴＤ·），承运船“科达·玛珠”（ＫＯＴＡＭＡＪＵ），提单编号为ＺＨＡＮ／１，托运人为苏丹港棉花公司（ＰＯＲＴ
ＳＵＤＡ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ＣＯ·），收货人为凭苏丹喀土穆苏丹港棉花公司代日内瓦ＮＯＲＳＵＤＳ·Ａ·棉花部的指示（ＯＲＤＥＲ
ＯＦ：ＰＯＲＴ ＳＵＤＡ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ＣＯ·ＫＨＡＲ—ＴＯＵＭ／ＳＵＤＡＮ
ＦＯＲ Ａ／Ｃ ＯＦ ＮＯＲＳＵＤ Ｓ·Ａ·ＣＯＴＴＯＮＤＩＶ，１２０４ＧＥＮＥＶＡ），装货港苏丹港，卸货港湛江，装载５，０２３包，重量９６３，５８３公斤苏丹原棉。ＮＯＲＳＵＤＳ·Ａ·棉花部在提单上作空白背书。１０月１４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收到信用证项下单据，并通知深圳公司付款。１０月２０日，深圳公司通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因单据与信用证规定不符，拒付货款。同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通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１日，承运船“科达·玛珠”轮抵湛江港。湛江船代为承运人委托的船务代理。１０月１８日“科达·玛珠”轮卸货完毕，５，０２３包苏丹原棉存放于港区仓库。深圳公司向湛江海关申报进口苏丹原棉。１０月２０日，深圳公司向湛江船代办理提货手续，因无正本提单，湛纺公司向湛江船代出具保证函，保证承担深圳公司凭副本提单提货可能产生的责任。湛江船代同意放行货物。１０月２３日，湛纺公司向湛江港务局办理提货手续，将货物从海关监管的港口仓库转运至湛江港务局货运公司仓库。经深圳公司同意，湛纺公司于１１月１０日和２０日共提取３９包原棉以供试纺。１９９０年１月，湛纺公司根据深圳公司指示，将３，０３１包原棉运往三水县纺织印染厂，１，０１１包运往深圳蛇口，余下９４２包由深圳公司自行处理。

深圳公司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后，原告与深圳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就货物质量及货款支付问题进行协商。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５日，原告在给深圳公司的传真文件中称：“贵司已前往提货……请通知银行电汇货款”。深圳公司则以货物质量不符合同要求为由，要求原告赔偿损失。１９９０年１月３日，原告职员于敦在深圳公司职员周钢亮、罗邕生、许朝阳，湛纺公司职员陈瑞敬的陪同下，前往湛江港务局货运公司仓库了解货物质量及推存、保管情况，发现已有３９包原棉被提离该仓库。６月１１日，深圳公司起草一份付款协议书并通知原告：“现经双方协商，甲方（指深圳公司）先付６０万美元货款，余款按甲方损失情况，双方协商解决。”原告答复：“现经双方协商，甲方（指深圳公司）同意先付６０万美元货款，余款近期另付。”原告与深圳公司就先付６０万美元货款及其付款方式协商一致。６月２２日，原告收到深圳公司电汇支付的６０万美元货款。

１９９１年５月，原告向湛江船代查询货物存放情况，湛江船代答复，ＺＨＡＮ／１号提单项下货物已被提走。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的事实涉及互相关联的两个法律关系：

一是原告与被告湛江船代、湛江纺织和深圳公司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无正本提单放货、提货损害赔偿法律关系；

二是原告与被告深圳公司之间的国际贸易合同法律关系。从本案事实发生发展的逻辑关系分析，在货物运抵湛江港的当时，原告合法持有提单，是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人。湛江船代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没有收回正本提单，而凭保函交付货物，违反了国际航运惯例；深圳公司在未取得正本提单的情况下，提取并实际控制货物，亦违反了国际航运惯例；湛江纺织为深圳公司无单提货，向湛江船代出具保函，同样是违反了国际航运惯例，三被告的行为互相作用，构成了共同侵权，侵害了本案提单在当时作为物权的法律地位。

然而，原告作为提单合法持有人，在对货物享有绝对所有权的情况下，并未通过提单关系，就深圳公司未付货款而提取货物的行为，向湛江船代、湛江纺织和深圳公司主张提单权利，而只是以国际贸易合同的卖方身份，与国际贸易合同的买方深圳公司就货物质量及支付货款进行交涉，将货款支付方式由跟单信用证方式改变为银行电汇，并以此方式接受了深圳公司支付的６０万美元的货款。这一事实表明，原告在事后认同了被告湛江船代、湛江纺织无单放货的侵权行为，以及货物向深圳公司交付的事实，同时亦确认了深圳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合同的买方，提取货物的合法性。

这时，本案提单项下的货物的所有权即已转移给深圳公司。原告的行为，应视其自愿与深圳公司继续履行国际贸易合同，放弃依提单对货物主张所有权的权利。特别重要的是，原告与深圳公司协商改变货款支付方式，标志着提单不再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原告持有的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和交付货物的效力，原告持有的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和交付货物的凭证。故原告依据不再具有物权效力的提单，向湛江船代、湛江纺织和深圳公司索赔货款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深圳公司间的货款纠纷应另案解决。据此，广州海事法院于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９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关于“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的规定，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香港华润纺织原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９６００美元由原告负担。

第一审宣判后，原告和被告均未提出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