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上海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绍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扬志鳌、孙建明，上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简称ＵＰＳ公司），地址：美国佐治亚州格兰雷克帕街５５号。
法定代表人：罗伯特·Ｊ·克兰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小耘，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建华，中国外运上海公司法律部经理。

原告上海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司因与被告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发生国际航空物资运输合同标书快递延误赔偿纠纷，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上海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有限公司）诉称：原告为参与也门共和国港务局岸边集装箱起重件投标业务，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１日上午委托被告办理标书快递，要求其于当月２５日前将标书投递到指定地点，被告表示可以如期送达。但是，因被告经办人的疏忽，致使标书在沪滞留两天，延迟到同月２７日下午才到达指定地点，超过了２６日投标截止日期，使原告失去投标机会，蒙受较大经济损失及可能得到的利润。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所收运费人民币１４３２元，赔偿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３６０美元，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未就标书到达目的地的日期有过明确约定；被告为原告快递标书费时六天零五个小时，并未超过国际快件中国到也门四到七天的合理运输时间，无延误送达标书的事实。标书在上海滞留两天，系原告未按规定注明快件的类别、性质，以致被告无法报关，责任在原告。即使被告延误送达，应予赔偿，亦应按《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华沙公约）或《修改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简称修改议定书）规定的承运人最高责任限额赔偿。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法院应予驳回。

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振华有限公司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０日上午电话通知被告ＵＰＳ公司揽货员，表明７月２１日需快递一份文件到也门共和国参加投标。当日下午，被告交给原告一份ＵＰＳ公司运单，让原告填写。该运单背面印有“华沙公约及其修改议定书完全适用于本运单”和“托运人同意本运单背面条款，并委托ＵＰＳ公司为出口和清关代理”等字样。７月２１日上午，被告到原告处提取托运物标书，并在ＵＰＳ公司收件代表签字处签名，表示认可。被告收到原告标书后，未在当天将标书送往上海虹桥机场报关。直至７月２３日晚，被告才办完标书的出境手续。该标书７月２７日到达目的地。原告得知标书未在投票截止日－－７月２６日前到达目的地后，于７月２７日致函被告，要求查清此事并予答复。被告回函承认ＵＰＳ公司在该标书处理上犯有未严格按收件时间收件（截止时间为１６时，而原告标书到被告上海浦东办事处是１６时４５分）、未仔细检查运单上的货品性质、未问清客户有否限时送到的额外要求三点错误，并表示遗憾。

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ＵＰＳ公司作为承运人，理应迅速、及时、安全地将原告振华有限公司所需投递的标书送达指定地点。但是，被告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１日上午接受标书后，未按行业惯例于当天送往机场报关，直到２３日晚才将标书报关出境，以致标书在沪滞留两天半，被告的行为违背了快件运输迅速、及时的宗旨，其行为属延误，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虽未按被告运单规定的要求填写运单，但被告在收到原告所填运单后，未认真审核，责任在被告。被告提出的无延误送达标书的事实及致使标书延期出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原告运单填写不适当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运费及赔偿直接经济损失，缺乏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华沙公约”和它的“修改议定书”，我国政府均已加入和批准。该公约修改议定书第十一条第二项关于“在运载登记的行李和载运货物时，承运人的责任以每公斤二百五十法郎为限，除非旅客或托运人在交运包件时，曾特别声明在目的地交付时的利益并缴付必要的附加费”和“如登记的行李或货物的一部分或行李、货物中的任何物件发生遗失、损坏或延误，用于决定承运人责任限额的重量，仅为该一包件或该数包件的总重量”的规定，在被告运单背面书写明确，故应视为原告和被告双方均接受上述规定，被告应按“修改议定书”规定的承运人最高责任限额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标书运单上填写总重量为８公斤。

据此，该院于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８日判决：

一、被告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自判决生效后１０日内一次赔偿原告经济损失２０００法郎（折合人民币１２６９５．４７元）。

二、原告其它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第一审判决宣判后，原告和被告均未提出上诉，被告已履行了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