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中国A公司（申请人、买方）与澳大利亚B公司（被申请人、卖方）于1992年3月20日订立了5000公斤羊毛的买卖合同，单价为314美元／KG，CNF张家港，规格为型号T56FNF，信用证付款，装运期为199 
 
2年6月，申请人于5月3I日开出信用证。7月9日被申请人传真申请人称，货已装船，但要在香港转船，香港的船名为Safety，预计到达张家港的时间为8月10日。但直到8月18日Safety轮才到港，申请人去办理提货手续时发现船上根本没有合同项下的货物，后经多方查找，才发现合同项下的货物已在7月20日由另一条船运抵张家港。但此时已造成申请人迟报关和迟提货，被海关征收滞报金人民币16000元，申请人接受货物后又发现羊毛有质量及短重问题，于是在经商检后向被申请人提出索赔。

　　【争议焦点】

　　争议有三：①船名、船期通知错误应由谁负责；②商检证书是否有效；②羊毛的质量与短重问题。

　　申请人认为，根据CFRA7的规定，卖方应“给予买方货物已装船的充分通知，以及为使买方采取通常必要措施能够提取货物所要求的其他任何通知。”但被申请人错误地通知了船名及船期，也没有将货物转船计划发生变化的情况及时通知申请人，从而违反了A7项下规定的义务。被申请人则认为，在CFR条件下，卖方的义务仅限于租船和将货物装上船，对其后发生的额外费用不承担责任，货物未按原计划转船不是被申请人造成的，也不是被申请人所能控制的。

　　关于商检证书的有效性问题，被申请人认为，由于申请人没有在合同背面条款规定的商检期内进行商检，因此申请人提交的两份报告都是无效的。根据合同规定的商检期限，买方应在货物到达目的口岸及60日内进行商检。申请人则辩称：买方商检的期限决定于合同所引的《中纺羊毛交易条款》，原合同背后条款是不适用的，中国商检局是合同约定的最终检验机构，它所出具的商检证书是合同规定的索赔依据，不容怀疑。

　　关于羊毛质量问题，申请人声称，根据商检证书，所交货物中有3017公斤原毛霉烂变质，5包原毛的细度与合同规定不符，原毛长度不足3.5英寸，还有567公斤弱节毛，净毛重量短重931.4公斤，为此共计索赔34694.40美元；被申请人则声称申请人计算索赔的差价有误，因原毛细度、长度不符及弱节毛问题的差价分别应为499.20美元、654.37美元和85.05美元，合计1238.62美元。至于短重问题，被申请人称该批货物在装船前检验时重量符合合同规定，即使短重属实，该亏短也没有超过合同规定的短溢幅度。

　　【述评】

　　在船名船期通知错误这一问题上，责任在被申请人方面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根据Incoterms1990CFRA7的规定，卖方有义务将转船的变化情况及时通知买方，以便买方能采取通常必要的措施来提取货物。可是被申请人没有这样做，使得申请人不得不设法打听货物的下落甚至支付滞报金之类的额外费用。被申请人辩称货物未按原计划转船不是被申请人造成的，也不是被申请人所能控制的，因此不应承担责任。这种辩解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对双方当事人都适用的1980年维也纳公约第79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只有当事人一方或他所雇佣的第三人遇到不可抗力的情况时才可以对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免责，否则应对违约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转船并不是不可抗力条件，而船公司又是被申请人雇佣而承担通知义务的第三人，当船公司没有履行到上述通知义务时，雇佣他的被申请人理应为此对申请人承担责任，故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赔偿16080元人民币滞报金给申请人。

　　关于商检证书的效力问题，仲裁庭认为，虽然合同的背面条款和《中纺羊毛交易条款》中都有关于商检的条款，但根据合同正面条款的规定，合同的全部条款均优先于《中纺羊毛交易条款》，而且后者并没有就商检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仲裁庭认为本案应适用合同背面条款中所规定的“货到目的口岸60天内”进行商检。但是被申请人所主张的应从货船到港的7月20日起计算商检期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由于被申请人错误地通知了船名和船期，致使申请人在1992年9月8日才提到货，因此把申请人进行商检的起算时间确定为1992年9月上旬是合理的，其截止日期应为1992年10月底，故申请人提供的由商检局于1992年10月30日出具的第一份商检报告是有效的，第二份于1993年1月5日出具的商检报告由于超过了合同规定的期限而无效。

　　关于羊毛质量及短重的问题，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计算的因羊毛品质不符合同规定而发生的差价的方法是正确的，但被申请人对货物短重的理解是错误的，所谓2％的短溢条款，是指卖方在交付货物时可以在合同规定的数量上多装或少装2％，买方不得以此作为拒收货物的理由，但这并不等于说买方付了100％的货款而只能收取合同重量的98％的货物，这多收的2％货物款仍应退给卖方。故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因所交货物的质量与合同规定不符而向申请人赔偿损失4089.93美元及相应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