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日本在经历10年的战后恢复之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1955年至1959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10%左右，1960年至1970年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更是高达11.6%，这的确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1]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的低速发展，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表现为地价和股价的暴涨。1987年，日本全国土地资本增益总额是416万亿日元，远远超过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约343万亿日元；1987年末，股票时价总额超过美国，到1988年末，创下了500万亿日元的记录；国土地价总额到1987年末是1638万亿日元，约合13.4万亿美元，膨胀到美国国土地价总额的约4倍。[2]80年代末日本经济在达到鼎盛以后迅速崩溃，进入“后泡沫”时代。自此以后，日本经济始终停滞不前，1990年至1999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由430万亿日元增加到482万亿日元，10年总共才增长12.1%，期间还曾山现过负增长。[3]直至本世纪初，日本经济复苏依然乏力，2002年的前3个季度，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为0.0%、0.9%、0.8%。关于2003年的日本经济走势，日本政府和许多重要机构都表明，2003年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更加艰难，甚至有再度夭折、重陷衰退的可能。[4]
日本创造了“东亚奇迹”，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日本进入了长期衰退。这一切都发生在20世纪的中后期50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到底怎么了？本文将提出“超稳定经济结构”的概念，并试用以解释上述现象。
一、日本的“超稳定经济结构”
1.超稳定经济结构
本文中所说的“超稳定经济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稳定，无法通过自身的调节而改变。稳定性对社会经济结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超稳定结构会使社会经济组织陷入僵化、保守，以至于在已经开始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也无法改变。二战之后，在独特的社会、历史传统和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中，日本在经济体制、市场制度、企业经营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都形成了一些有别于欧美的制度和惯例，诸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系列企业关系、承包生产、相互持股、主银行制度等，被称为“日本式体制”或“日本式经营”。这种封闭性、不完全竞争为主要特征的日本式体制，既是日本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的重要特点，又是日本经济和企业经营的重要基础，对促进和实现高速增长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上述制度和惯例的弊端不断显露，有的已难以发挥作用甚至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表现为“制度性疲劳”，某种程度上显现出“超稳定特性”。
2.日本式体制
日本经济的特点是法人资本主义，即以企业法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其经济结构也是以企业法人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其结构关系主要是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以下4种关系：
(1)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用传说中的日本式经营的3件“神器”来概括，即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制。终身雇佣制顾名思义，即日本的终身雇员主要来源于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只要企业不倒闭，他们一般就会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下去，并逐渐得到提升，最终成为企业各级经营管理骨干，直到退休为止，很少发生中途转到其他企业工作的现象。年功序列制是终身雇佣制的重要内容，是根据从业人员在本企业连续工作的年限来增加工资和提升职务。企业工会制是终身雇佣制的重要补充，职工只要在企业工作就自动成为工会的会员，一旦退休或离职就失去会员资格。企业与员工的这种关系的结果是给予员工安全感，即便经济危机时，企业不是裁员，而是降低工资，而员工宁愿接受低工资，也不愿另谋高就，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保持了员工的稳定性，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但同时这也就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
(2)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之间相互持股或企业间组成系列企业集团、固定交易关系。这种相互的所有权或隶属关系引起的相互支配必然导致权利的相互抵消，双方会在斗争中达成一种都放弃行使权利的默契，最后只能互相信任并保持现存的持股状态不变。股票的绝大部分握在企业手中不流通，造成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同时固定交易关系的存在极易形成大企业内部分工外部化，使小企业依附大企业，固定地向大企业提供配件；生产资料市场中，大企业处于垄断地位，造成生产资料市场的不完全。
(3)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主要是主银行制度。企业与银行互相持股，有长期固定的业务往来。例如第一银行的贷款对象是川崎制铁、川崎重工、富士通等，而第一银行与日本劝业银行已在1971年10月1日合并为日本首位银行——第一劝业银行。某项贷款的审批往往取决于企业与银行的关系，而不仅仅在于利率和安全性等方面。这就造成货币市场的不完全。
(4)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财界与政府的关系。财界是由大企业及其经营者们联合形成的经济世界。通过财界各团体使得它们的利害关系向政府反映，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他们是政、官、财复合体的中心，是对日本社会有强大影响的领导集团。在“五五”体制中，“政、官、财三位一体”，使得自民党一党执政38年之久。企业通过财界向政府捐献“政治献金”，虽然这一体制现已解体，“政治献金”也被禁止，但财界仍然以其雄厚的财力控制着政府，以国家的强制力维护以上经济主体之间的稳定关系，抵御着外部对这一稳定结构的冲击。
以上4种稳定的关系的目的利结果都是排斥竞争，造成5种市场的不完全，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使经济运行远离西方经济学家所设想的理想状态，更远离福利经济学中所讲的帕累托最优。
二、超稳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超稳定结构的优势
超稳定经济结构最大的优点就是节约了内部交易费用。整个民族结成一个整体，在一个统一的意志的支配下，向同一方向努力。在物理学中，我们知道，如果两个力大小不变，当它们方向相同时，合力最大。在经济领域，1加1往往大于2，即方向相同的合力大于所有单个力之和。这使得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迅速发展，尤其二战以后，发展更快。但是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即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有效的实施手段。在赶超阶段，由于与欧美之间的巨大差距，以上两个条件是满足的，方向是欧美，实施手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于是，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全盘西化，越过漫长的摸索过程，直接引进制度和技术，甚至将外国法典直接翻译成日本法典，立法仅用几个翻译家就够了，不必议会和专门委员会旷日持久的论战，节约的内部交易费用是可观的。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派遣许多考察团去欧美，带回大量西方国家的新知识、新情报。根据考察情报，由政府判断哪个国家在那些领域最先进、最杰出，然后就决定向哪个国家学习。如：1872年颁布的教育系统大纲是仿照法国学校区域系统而来的；日本帝国海军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翻版；陆军主要受法国陆军的影响；电报和铁路以英国为样板；高等教育学习美国模式；宪法和民法来自德国；刑法搬自法国等等。[5]
2.超稳定结构的弊端
由于这种超稳定结构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的膨胀是第一位的，造成过度积累。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在全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和用于消费的部分的比例大于合理的比例。这个合理的比例可以用“索洛模型”中提供的资本的黄金律稳态水平来衡量，即在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的情况下的投资率。企业一方面用“三件神器”压低工人工资，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甚至山现“过劳死”的人间悲剧，这实际上是100年前资本主义幼年时期的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野蛮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企业还“剥削”资本家，即作为资本所有者收益的股息长期内呈平稳下降趋势，而不是与企业盈利情况相联系。这是因为股票所有者多是企业且很少变动，相互要求多分红与少分红或不分红是一样的，如果采用固定股息，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且少缴所得税，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通过这两方面的剥夺，积累率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超过黄金律稳态水平，造成过度积累。过度积累有两个后果：一是产业结构变迁受阻。由于企业利润都留在企业不分配，资本不能转向其它产业，股市不反映企业的盈利，资本也无法根据收益率分配，幼稚的新产业得不到资本，过多的资本却在已成熟的产业内自我膨胀。当美国将“夕阳产业”转移到海外时，日本还保留相当数量的成本已相当高昂的传统工业。1992年日本的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第二产业占41.9%，第三产业占55.8%。而美国1990年的产业构成则是第一产业占2.6%，第二产业占25.8%，第三产业占71.6%。[6]另一个后果是，在积累率过高的情况下，资本边际效率不断下降，发生资本过剩。对于资本过剩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对外投资，可是一方面，资本流出造成国内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大量购买固定资产，例如在美国买了洛克非勒，买了好莱坞，却因战略失误和文化差异等原因而失败。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也因为历史原因而受阻。资本过剩的另一解决办法是投资本国的股市和房市，终于酿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
80年代以后，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已经缩小，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了，即缺乏创新机制。在这种超稳定的经济结构中，个人的声音被淹没在集体的海洋中，个人对集体是人身依附关系，多数人终生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部门从事同一种工作，虽每日勤奋，也只是循规蹈矩。那么创新来源何处呢？在古代，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不够，创新往往来源于新事物的发现，而现在，未知而又易被发现的事物已相对少了，创新多来自于综合。而一个一生专务一业的人的视野必然狭小，缺少创新的条件。而日本超稳定经济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流动性，劳动者被固定，怎能综合创新呢？例如，当美国将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综合，生产数字电视时，日本还在模拟技术的基础上研究大屏幕和高清晰度，使日本在这方面落后了十几年。同时，由于年功序列制，工资随工龄增长，而非因能力和贡献而增长，创新得不到激励或激励很少。而由于终生雇佣制，不创新也不会有什么损害。经济结构本身已进入路径依赖理论中所说的“锁定”状态。路径依赖是指最有效率的解不一定会胜出，偶然因素可能对一过程早期阶段造成干扰而改变其进程，经常用来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是愧尔特(Qwert)现象。锁定(lock-in)状态是一种一旦进入就难以退出的状态，这种状态体现在经济上就构成了“超稳定结构”。正如日本经济企画厅在《1996年经济白皮书》中所述“由于以往规定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在目前时局下已步入疲劳状……这一体制正从整体上丧失有效机能。”
如果说这种“超稳定结构”缺乏创新机制，日本是否可以走继续引进策略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主观上，由于经济结构已经进入“锁定”状态，接受不了新制度；客观上，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知识经济。特别是技术创新加速进行，计算机每几个月升一次级，没给后来者学习的时间。创新减少的直接后果是自发投资减少，自发投资减少通过乘数效应是收入加倍减少，收入减少反过来又通过加速数使引致投资加速减少，于是日本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的持续衰退。
三、对日本的超稳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思考
难道是日本人的勤劳、团结、节俭使他们陷入当前的困境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这应该是一个价值观问题。笔者认为，如果将积累和消费综合起来考虑，价值的增殖应该分为二个部分：一部分外化为产品的价值，即物质资本，这是显而易见的；另一部分内化为人自身的价值，即人力资本，这一部分价值主要体现为人驾御物的能力上。日本的超稳定经济结构依赖于对物质资本的积累上，并反过来强化了这一过程，造成了过度积累，物质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人力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小，这使得人的驾御资本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资本反过来控制了人，导致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7]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尚处于幼年时期就已经认识到了“异化”的危害。他的《国富论》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但他着重指出：“分工会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但无疑会使劳动者成为最愚昧无知的人。”[7]44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农业社会，一个铁匠可能既会造武器，又会造农具，可是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一个铁匠仅仅靠他自己恐怕连一个铁钉也造不出来了。马克思对此分析得更为深刻，他说：“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类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7]52但是，在日本，却不像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为其享用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7]53资本这一人造的资源（或称为工具）不仅“异化”了工人，而且“异化”了资本家，资本一方面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压低资本家的股息，不断地自我膨胀，资本不再需要人格代表，而是从人中独立而成为企业法人，而作为人的工人和资本家都成了资本的附属品，拼命地为资本的增殖而奔命，人在自己创造的物面前丧失了尊严。这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场悲剧。
也许，这一切都是经济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苦难，但我们不能为了摘一朵玫瑰而无视她下面的刺。在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切记日本之戒——在学习与赶超的同时，别忘了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在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别忘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别忘了经济发展的目的——人本身。
【参考文献】
[1] 竹内宏.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5.75.
[2] 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99.
[3] 经济统计月报[R].东京：东洋经济新报，2000-06.
[4] 江瑞平.泥沼中的日本经济[J].ｌｉàｏ＠①望新闻周刊，2003(4),59-60.
[5] 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日本精神和西方技术[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85.
[6] 汤传锋.日本商品市场[M].北京：经济出版社，1998.5.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