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上海家纺公司曾多次向美国物源公司售货，同时将物权单证通过上海某银行交与美国Ｆ银行按付款交单方式托收。Ｆ银行在未向物源公司收妥货款的情况下，将单证交给了物源公司。现物源公司宣告破产，家纺公司因此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新墨西哥管区起诉Ｆ银行，以挽回损失。美国地区法院首席法官审理认为，Ｆ银行在未收货款的情况下将物权凭证交给物源公司是一种总体上的疏忽行为，由于这一疏忽，造成了家纺公司的损失。Ｆ银行的抗辩试图将责任转至家纺公司坏的商业决策上。嗣后，家纺公司与Ｆ银行达成和解协议，Ｆ银行支付了相应款项。
案例二：上海Ｗ公司在１９９３年多次向美国Ｌ公司售货，同时指示上海Ｏ银行将全套物权单证转寄纽约Ｃ银行按付款交单方式托收。但Ｃ银行误将付款交单作承兑交单处理，致使Ｌ公司在未付款的情况下，从Ｃ银行取得了全套物权单证，Ｌ公司事后也没有向Ｗ公司付款。Ｗ公司因此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Ｏ银行和Ｃ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应结合托收的实现方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具体行为、《托收统一规则》的相关规定等内容。就本案事实，从整体上可判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复代理关系。法院据此判决Ｃ银行向Ｗ公司偿付相应损失。
现行的《托收统一规则》是从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７年《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发展而来。原规则的定义部分规定“有关各方当事人是指委托银行进行托收的原主（即委托人），上述被委托的银行（即托收行），以及由托收行委托办理承兑或托收商业单据的代理行（即代收行）。”第十六条规定“银行为了实现委托人的指示利用另一家银行的服务时，其费用与风险应由委托人负担。”“银行可以自由利用其在付款或承兑国家内的代理行作为代收行。”“如委托人指定了代收行，托收行仍有权通过自己选择的代理向该指定的托收行递交商业单据。”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９５年，国际商会又两次修订该规则，并改用现名。修订后的规则在其定义部分规定“托收行是指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托收业务的银行。代收行是指除托收行以外，参与办理托收指示的任何银行。”第三条规定“为了执行委托人的指示，托收行可能利用下列银行作为代收行：
１、委托人提名的代收行；如无这样的提名。
２、由托收行或其他银行视情况而选择的付款或承兑所在国家的任何银行。”笔者认为，上述改动完全符合托收的本质属性，因为托收虽然需利用银行服务，但毕竟是一种以商业信用作担保的结算方式，托收行毫无必要在委托人已提名代收行的情况下另行强制委托人接受由托收行选择的代收行。另一方面，上述改动使代收行在托收中的定位更趋合理。原规则将代收行定义为接受托收行委托办理业务的代理行，这难免使人得出托收行是委托人的代理人、代收行又是托收行的代理人的结论。目前流行的关于托收法律关系的学理观点，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规则对代收行的定义着重剔除了“接受托收行委托”的提法，改用“参与办理”的提法。这一改动与托收实务中代收行向受票人（买方）提示付款或提示承兑时并非以银行的名义而是以委托人名义的做法相吻合，从而排除了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委托人、存在两个委托代理关系的可能。笔者的上述分析，也可以从民法原理的角度加以印证。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后，必须以委托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若并非以委托人的名义而是以代理人自身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关系，则不是民法意义上的代理，而构成其他法律关系，譬如行纪关系以及英美法系中的间接代理。在这一关系中，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效力。显然这种法律后果与托收实务中委托人直接面临收款风险的状况不相一致。再者，从委托人利益的保护途径来考察，托收行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不必然地负有为委托人利益向代收行起诉的义务，因此所谓委托人只能通过托收行向代收行起诉的说法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从而导致失误操作的代收行极有可能游离于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之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托收制度本身已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也应促使法律界对托收法律关系的认识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因此构成共同代理关系。其法理依据是符合两个以上代理人共同同时代理委托人处理同一（或同一类）事务这一法律特征。持这一观点者，把“同时”广义理解为某一期间，各代理人的行为可以有先后，但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其中一人或数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应由有过错的代理人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将委托人与托收行、代收行的关系认定为共同代理关系有失偏颇，因为代理权取得的前提条件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订有委托合同，委托人直接授予全体代理人以代理权。托收业务中的委托人显然没有直接授予代收行以代理权，因此认定为共同代理缺少法理依据。
另一种观点认同了上述案例二法院的认定，即是一种复代理关系，其法理依据是符合民法关于复代理的法律特征：
１、代理人以自己名义选任复代理人，但复代理人仍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
２、需有被代理人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
３、复代理人的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笔者认为，从托收的操作过程看，托收是由委托人委托、托收行接受委托、托收行转委托代收行并告知托收指令、代收行按指令收款等行为组成，其中托收行自行指定代收行或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指定代收行是完成托收的必经环节，因此从整体上可以认为托收符合复代理的法律特征。但是有两点需要指出：
１、英美法系没有关于复代理的规定，但其承认委托人拥有直接起诉代收行的权利。本文所举的案例一证实了这一点。
２、对代收行的指定有按照委托人的提名指定或由托收行自行指定两种情况，笔者认为前者更符合复代理的法律特征，而后者一般是依据银行间的协作关系，故不宜认定为复代理。
无论对托收法律关系如何定位，均不应排斥委托人直接对代收行的起诉权。“代收行是除托收行以外参与办理托收指示的任何银行”、“托收行为了实现委托人的指示利用其他银行服务的费用与风险应由委托人负担。”《托收统一规则》的这两条规定，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委托人可否直接起诉代收行，但从其对代收行的定位和风险承担角度分析，允许委托人直接起诉代收行并不违反其立法本义，且有利于平衡委托人承担风险与行使司法救济途径受限制的矛盾。
另付一托收行未完全执行托收指示案：
基本案情
在一笔托收业务中，托收行在托收指示中规定：“DOCS TO BE RELEASED ONLY AGAINST ACCEPTANCE”以及“PAYMENT ON DUE DATE To BE GUARANTEED BY XX BANK（代收行）。TESTED TLX TO THIS EFFECT REQUIRED.”代收行办理承兑交单后，向托收行寄出承兑通知书，明确指出“THE BILL ACCEPTED BY DRAWEE”，到期日为1994年9月13日。不久，当托收行查询有关承兑情况时，代收行复电再次告知“DOCS HAVE BEEN ACCEPTED BY DRAWEE TO MATURE ON 940913”。在上述承兑通知书及查询答复中，代收行均未表明担保付款，亦未发出承诺担保的电传；托收行亦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承兑汇票到期后，进口商拒付货款，代收行即向托收行发出拒付通知。托收行认为托收指示中要求凭代收行到期付款的担保放单，而代收行已将单据放给付款人，因此要求立即付款。代收行反驳道，放单是基于付款人的承兑，代收行根据国际商会第522号出版物没有担保到期付款的责任。虽经多次交涉，此纠纷仍未得到解决。
法理评析
1、本案争论的焦点是代收行未完全执行托收指示的责任问题。托收行认为，根据国际法律一般原则，如代收行做不到托收行所要求的担保付款，应该回复托收行；至于未征求托收行意见便放单给付款人，则是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代收行应对此负责。代收行强调，放单系根据URC522第11条承担责任，托收指示规定凭承兑放单，代收行正是在付款人承兑后才放单的；至于托收指示要求代收行担保，同时要求发加押电证实，而事实上代收行并未发出这样的电传，在有关的承兑通知书及函电中也仅仅明确通知托收行付款人已承兑，托收行却未提出任何异议，代收行因此认为自己未承担任何担保责任。
2、根据国际商会第522号出版物关于托收指示的规定，如果代收行不能遵守指示，应当回复托收行，而代收行却未这样做，只是在托收行查询单据下落时才告知仅凭承兑放单。应该说，代收行在这一点上违反了URC522的规定。然而，并不能因此得出代收行应当承担责任的结论。
首先，托收行的指示不符合托收业务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改变了托收的性质。在托收中，银行作为接受客户委托的中间环节，只是为客户提供必要的服务，并不因此承担额外的风险。作为代收行，其义务无非是在进口商付款或承兑的情况下放单，强行赋予其担保客户付款的义务并不是银行业务中的通行做法。
其次，托收行在寄单面函中不仅指示代收行担保到期付款，而且要求代收行以加押电加以证实。尽管代收行并未明确通知托收行拒绝接受该指示，但也未按照托收行的要求以加押电形式告知托收行照此执行。代收行对托收行发出的两项密切相关的指示均未作出反应，而其中的加押电证实一项是不能通过默示方法来完成的，将这两项要求结合起来看，托收行的指示是不能默示接受的。因此，不能仅凭代收行未作答复的事实，就简单认定代收行已接受了托收行关于担保到期付款的指示。
3、D／A作为客户之间融通资金的一种便利手段在业务中经常会用到，因此，有的托收行就千方百计地要求代收行承担担保进口商付款的责任，以便将商业信用转化为银行信用。作为代收行，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如果发现托收行的指示难以做到，应当不迟延地通知托收行，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