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但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还只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家业国。韩国经济的起飞，主要得益于出口导向经济战略，对外贸易出口对韩国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背景，韩国对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是为扩大韩国产品出口和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服务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当时国际贸易中贸易壁垒比较严重，韩国的对外投资重心，是打开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就是说，通过对外投资，使韩国的产品绕开贸易壁垒，从而扩大出口。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贸易自由化步伐加快，也因为此时韩国国内工人工资的上涨，使产品竞争力下降。因此，利用它国廉价劳动力资源逐步成为韩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韩国对外投资中，这类投资占总投资的40%至50%左右[1]。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此外，中国不在地理上与韩国邻近，语言沟通存在着诸多便利。为此，中国成为了韩国理想的“海外加工基地”。换言之，利用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
一、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及中韩贸易情况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后，双方政府签订了贸易协议，及民间投资保护协议以及成立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联委会的协议，中韩两国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迅速展开，韩资在中国外资中的地位也晋级前八强。
中国和韩国建交10周年来，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双边的经贸合作迅速发展，双边贸易额由建交初期的63.7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411.5亿美元，相互投资也有较大增长，这证明两国的经济具有互补的优势，经贸合作具有不断发展的潜力。
虽然目前韩中两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主要在商品交易、投资等实物领域，但五年后，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综合性经贸依赖方面，中国也将成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 韩国对中国投资的现状
直到1988年11月，韩国进雄株式会社以韩国法人资格在中国厦门创办了进雄中国株式会社独资企业，才拉开了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序幕。中韩建立外交关系韩国对华投资步伐开始加快。2002年上半年，中国已成为韩国对外最大的投资国。韩国对华投资也逐渐从东北三省和山东向沿海其他城市和内地扩展。
由于地缘优势，过去韩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山东半岛一带，产业则集中于小吨位造船、汽车零配件、钢铁、化工、电子通讯等领域。现韩资企业已在这些领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链。合作范围不但有过去韩国在中投资的老行当，也有诸如温泉开发、竹产品制造、酿酒及旅游合作等新领域。
韩国企业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首要考虑的并非是中国的市场，而是想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韩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80%都是出口到中国以外的市场。所以业内人士称韩资在中国多是成本导向型投资。
1.韩国对中国投资规模
中国已成为韩国对外最大的投资国。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统计显示，2002年，上半年韩商在中国的投资首次超过美国，中国成为韩国海外直接投资第一大户。
在韩国企业到国外设立工厂和法人等海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也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投资对象国。据韩财经部的资料显示，2002年对中直接投资额达到17.2亿美元，超过了对美投资额（13.7亿美元）。
2002年全世界的海外直接投资下降，可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因对中国经济的期待为比2001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增长了21.6%，79.2% 。对中国的投资额比前一年增加80%，比三年前即1999年增加3.5倍以上[2]。调查显示，特别是中国投资件数达到1357件，比美国(451件)多三倍左右，相当一部分是中小企业和个人的小规模投资。
表1-1)韩国对中、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比较，（单位：亿美元，%）
1992年以前韩中两国间的政府和经济交往尚未走上正轨，使得韩国对华投资数量少，规模小，投资主体为中小企业，投资多集中于最临近韩国的山东和辽东半岛地区，合作范围狭窄，技术水平也不高。这期间韩国对中国投资主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夕阳产业转到了中国。 1992年以后是韩国对中国投资全面展开、高速增长的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和两国政府间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的签订，有力地推动了韩国企业的对中国投资。尤其进入1994年，韩国大企业集团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使得韩国对中国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领域拓宽，投资目标也呈多元化和战略化。
韩国对中国投资规模逐渐增加, 从1992年12月的170项、1.4亿美元(实行基准累计)，到2002年12月末达7261项，64.3亿美元，分别增加了43倍和46倍。
从投资项目数量来看中国是韩国的最大投资对象国，此外对中投资在中韩两国建交后成倍增长(现在占总的海外投资项目数量的54.1%)。
表1-2）1９９１－２００２ 韩国对中国投资现状（单位：件 ，千美元）
2.韩国对中国投资行业分布
韩国企业主要以制造加工业投资为主从投资项目数量来看（见表1－3）对制造业的投资占绝对性优势占对中国投资总金额的86%。制造业的比重从1991年的97.1%下降到2002年的86%，韩国逐步摆脱了以前制造业一边倒的状况，投资行业正变得多样化。在贸易、批发零售、饭店饮食、运输仓储、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的投资正在逐步增加，但到目前为止只占总投资额的10%。
截止1995年，投资以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餐饮服务业为主。总数为2057家的韩资企业80%集中在制造业，近60%集中在服装、纤维业、轻工业和食品餐饮业。这几个行业投资小，回收周期短，因而为韩国中小投资者看好。截止1996年，在制造加工业上的投资项目数和协议合同分别占到韩资企业在中国全部投资的85.6%和79.3%。制鞋、制衣、缝制玩具、皮革和毛皮加工等项目又占了绝大多数。近年来出现了化纤、石油、水泥、机电、电子技术等项目。但也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主加工项目，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没有改变。这一投资特征与发达国家对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领域和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形成鲜明对比[3]。
1998年以后，由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转向以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为主，目标当然是以占领中国的国内市场为主。
现代、三星、LG等大企业现正成为投资的主角，投资的领域已开始转向中国急需发展的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如能源、建材、化工、机械、汽车制造、电子通讯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起着领先增长，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功能。所以韩国的在中国投资对中工业化的作用将发生明显变化。在这种基础上，韩国对中国投资快速发展，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也将明显提高。这表明在两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合作的程度正在加深。
表1－3）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上；千美元 ，下；％ 比重）
3.韩国对中国投资主体与投资方式
截至2002年，从对华投资主体方面来看，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情况：是在投资数量上中小型企业以5338件大大超过大型企业的454件，占很大的比重以投资金额为准进行考察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大。比较韩国全体企业规模方面投资可得知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来降低生产成本的中小型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寻求占领中国当地市场为目标的大型企业对中国投资则相对要少。
图表 1－4 ） １９９1－２００２ 对华投资企业规模，（单位:件. 千美元.％）
从2002年底的总累计来看，大型企业的投资金额为3863百万美元，而中小型企业的平均投资金额仅为2349百万美元。还有，在韩国海外总投资中大型企业的投资金额比重为60.09%，中小型企业是36.54%。就看出来投资规模上有很大的差异（见图表1－4）。据韩国财政部1月30日题为《2002年当中海外直接投资动向》的报告称，2002年韩国对华投资在企业规模方面，大型企业的增加率以65.7%，中小型企业是87.0%，其他是85.7%。
表1-5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韩国对中国投资主体分布 (单位:％ )
(二)中韩贸易现状
韩国是中国的近邻和重要的经贸伙，20世纪80年代,中韩贸易主要通过香港等第三地的间接贸易进行，90年代两国建交以后同，中韩两国的贸易进入了直接贸易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两国企业积极努力的开拓市场，两国企业的互补性，地理的接近等因素，中韩贸易在建交后连续增加，发展迅速。从1992年到2002年，双边贸易增长了6.4倍。2002年中韩贸易达到411.5亿美元。中韩建交10年来，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出口额、企业投资、游客人数等显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各种指标显示，中国已超过美国和日本，正在成为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4]。
1.中韩贸易额
中韩双边贸易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中韩贸易关系发展迅速，虽然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但发展态势良好。1992年两国建交以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1990~2000年期间，除1998年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韩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度减少导致双边贸易额出现下降之外，其他年份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33.3%。但是中韩贸易的高速增长主要集中在90年代前半期，1995~2000年期间明显回落，与中国全部贸易增长速度之差也有所降低。中国对韩国贸易增长主要是受从韩国进口快速增长的带动[5]。
韩国金融危机以后是使两国贸易有所下降，但其经济逐步复苏后双边贸易很快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尤其是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贸易近年来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2年, 韩国与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为411.5亿美元 , 同比增长30.7%。韩国对中国贸易顺差63.5亿美元 , 同比上升29.9%
1993开始，对中国贸易持续保持顺差。尤其是从1998年开始，一直保持每年约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的主要出口国。在韩国的整个进出口贸易当中，中国所占的比重由1991年的5.61%急剧增加到2002年的26.04%。
1992年两国建交以前，双边贸易规模较小，从两国建交时的1992年到2002年期间，双边贸易额由1992年的63.8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411.5亿美元，增长了六倍多，双边贸易年均增减率达到16.8%，其中韩国对中国进口年均增减率13.7%，韩国对中国出口年均增减率20.04%。根据韩方统计，2002年，中韩累计双边贸易额为411.5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30.68%；其中，韩对华出口237.54亿美元，同比增长30.6%，自华进口174亿美元，同比增长30.8%；中方逆差63.54亿美元，同比增长48.87亿美元 。中国对韩贸易逆差少于2000年，高于2001年 ,(见表1-6) 。
表1－6）１９９１－２００２ 韩国对中国贸易增长情况 （单位： 百万美元， ％）
*资料：来源韩国贸易协会，比重：占韩国进出口的比重
据韩国产业资源部统计，2002年以来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不断增长，推动了韩国出口的整体增长。估计全年对华出口平均增长率将达到29.2%。自2002年9月以后，中国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2.中韩贸易商品结构
80年代初两国开始进行民间贸易时，中国主要出口的是农产品和煤炭，进口的则是化工产品。目前中国对韩出口金额较大的有原油和成品油、钢铁、纺织原料和服装、煤炭、电子产品、药材等，从韩进口金额较大的有塑料及其制品、电子产品、纺织原料、钢铁、有机化学产品、纸张等。
表1－7）各类产品在韩国对中国贸易中的比重 （单位： ％）
中韩进出口结构看来（见表1－7.8），可以知道中韩的贸易发展主要以工业产品为主结论，即1991年初的中韩贸易，韩国主要向中国出口工业产品，而从中国的总进口之中，农产品和原材料约占40%，其余60%是工业产品。但到1996年以后，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工业产品的出口就占85%；而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工业产品约占72%。以此可以看出，两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以进出口工业品产为主的变化。
图表1－8）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商品结构 （单位：千美元， ％）
按 SITC商品9类中方统计来看（1－9表），2002年中国对韩国进出口，机械及运输设备（28.8%）、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22.2%)、杂项制品(20.84%)的出口比重多大，机械及运输设备(42.83%)、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23.43%)、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20.17%)的进口比重多大。农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出口比重没有多大的变化， 而工业品的进出口比重持续增加,即中韩贸易主要在工业产品的领域里得以扩大，并且由于与中国的贸易比重增加，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过去韩国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程度。
表1－9) 2002年中国对韩国进出口的商品:按SITC商品９类(单位 万美元)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理论
理论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关系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本文将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韩国对中国投资和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直接投资在中韩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影响中韩两国贸易的增长效应的一些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等。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替代也可以促进贸易；另一方面贸易政策的改变在一定宏观条件下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最初是由 Mundell1957提出的。他认为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即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贸易与投资之间的这种替代关系从“关税引致投资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6]。20世纪80年代初，Markuson等（1983）和 Svensson（1984）提出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存在互补关系。80年代中期以后，Bhagwati(1987) 和 Dinopoulos (1991) 等经济学家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他们将不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而是为了化解潜在的贸易保护威胁而进行的投资叫做“补偿投资”(quid pro quo investment)。这种理论模型对于80年代中期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增加做了解释。
1.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性
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运用导致有关贸易活动的损失 。
Mundell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相互替代关系的研究是建立在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标准国际贸易模型基础之上的。利用标准的国际贸易模型，他考察了贸易和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即禁止性投资如何刺激贸易，以及禁止性贸易如何刺激贸易。再生产要素不能在两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而同时又不存在任何贸易障碍的情况下，只要存在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两个国家之间就必然会发生贸易，贸易的结果会达到世界均衡并实现商品价格进而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假如由于某种外部原因使得资本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流动障碍全部消除，而同时贸易障碍引起资本边际收益的差异，资本的国际流动就必然会产生。资本的流动同样会达到世界均衡并导致资本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均等化。因此，Mundell实际上是使用要素比例理论解释商品的国际流动。由于贸易障碍会对两个国家之间的资本边际收益产生影响，因此贸易障碍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或直接投资。由于这种投资目的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以便克服贸易障碍对资本效率的抵消作用，因此一般被称为关税引致的投资[7]。
关税引致投资表现为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这对东道国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福利影响？
Mundell认为与关税没有引致投资相比，投资的增加当然会产生积极的福利影响。但是其他经济学家指出，与自由贸易相比关税引致投资会产生福利损失。首先，关税引致投资如果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发展，就会减少贸易量，由此带来的贸易福利损失要大于投资所带来的福利增加（Johnson,1967）。其次，如果关税引致投资使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获得发展的同时又伴随着贸易条件恶化，那么关税引致投资产生的资本扩张就会带来福利损失，产生由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悲惨的增长” （Bhagwati, 1973）。再次，从国家税收和外国资本利润影响的角度分析，当一个国家对进口替代部门给予关税保护，同时又将流入资本所产生的边际产品作为资本利润而支付给外国投资者时，即使资本流入增加了产出和提高了收入水平，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福利损失并引致贫困化增长。然而，对资本流入国来说，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是关税引致投资不会减少贸易量，也不会使贸易条件恶化，同时还会产生就业相应。
2.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的互补性
在贸易障碍产生投资的情况下资本主要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然而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关税引致，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门，那么投资和贸易之间就将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资本流动将导致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扩大贸易规模。有许多原因可以导致贸易和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等（1983）利用一系列极度简化的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但是由于Markuson等的模型过于简化，因此其结论缺乏一般性。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不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为了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做进一步的论证，Markuson和Svensson(1985)考察了技术差异、对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的扭曲等导致二者互补性的五种因素。
他们的基本分析思路是这样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等因素会导致彼此之间的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价格的差异，这种要素价格的差异决定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方向。当由于任何一种因素导致商品贸易，而生产贸易产品需要的贸易和非贸易要素又表现为合作状态时，商品的贸易必然带动非贸易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贸易和要素流动表现为一种互补性。在这种分析中，各种因素导致要素价格的差异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劳动是贸易要素而资本是非贸易要素，二者之间的合作性表现为劳动边际生产率的相对较高和资本生产效率的相对较低，就会同时产生劳动密集品的出口和资本要素的流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FDI与贸易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如果说国际水平分工深化、产业内贸易和公司贸易的迅速增长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特征的话，那么作为其基本决定因素的FDI就变得极端重要了，可以断言，未来各国的贸易增长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FDI增长，对于东道国和投资国的都是如此。经济越开放，贸易越重要，保证吸引更多的FDI就越成为必需。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效应
从理论上阐明FDI与贸易的内在联系，是分析其贸易效应的基本前提。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一般来讲，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效应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贸易替代效应，即从静态角度，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或投资方式进入一国市场，选择了投资，便会替代贸易，尤其是在两国生产函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Mundell,1957).联合国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对于制造业的特定产品来说，作为公司国际化渐进过程即从贸易到FDI的结果，FDI与贸易的确存在着相互替代的线性联系。很多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均表现为从出口、许可贸易或其他合同安排，到在国外建立贸易公司，最终以FDI建立国际生产和经营体系的过程，因而后继的投资必然对先前的贸易具有替代效应。
其二是贸易创造效应，即FDI可以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创造新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进行.FDI会直接导致资本货物、中间投入物和技术与服务的出口，从而会促进母国的贸易。特别是，FDI作为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会带来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因而从整体和长远上看，FDI会创造新贸易需求，推动东道国向母国的出口贸易（小岛清，1987）
其三是贸易补充效应，FDI往往要带来维修等后续的支持性活动的发展，从而会促进和增加贸易机会。
其四是市场扩张效应，FDI实现的生产扩大，既会加深对东道国的市场渗透，也会进一步拓展新的第三国市场，从而使贸易导向的生产带来总贸易量的净增。总而言之，上述四重贸易效应的结果应该是贸易规模的净增。
FDI贸易效应会受到投资动因、行业与产品特性以及东道国政策的影响，不同行业在不同国家的投资项目，会产生不同的贸易效应。而且，对于多数制造业项目来说，其对贸易的影响都是综合性的，既会有贸易替代，也会产生贸易创造、贸易补充和市场扩张效果，人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准确辨别和计量何种效应为大的一般理论模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FDI项目的不同阶段，四种贸易效应会是继发或交替出现的，在项目初期，因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物的需要，会明显产生利于母国出口的贸易创造效应；随着生产的正常进行，在利于东道国的贸易替代效应逐渐显现的同时，通过产品返销，会不断扩大东道国制成品的出口，而后的成功经营不仅会扩大外商在当地的市场份额，而且会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最后，海外基地或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会带去以维修和支持性服务为基本内容的服务性输出。因此，考察FDI的贸易效应在内容上必须是综合的，在考察周期上则应当是长期的。
联合国专家在总结了以往相关实证研究成果后认为，虽然对特定产品来说，在一定时期内，FDI可能会替代贸易，但在部门和国家层次上，二者显然是互补的，即贸易创造效应要大于贸易替代效应。由于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日益完善，贸易与投资的区位决策因素日趋雷同，因而在FDI与贸易关系上，重要的可能不是准替代谁，或谁创造谁关键在于二者是否具互补性。这一观点起码从侧面提醒专家们，在分析FDI对贸易影响的时候，不应将贸易替代与贸易创造、贸易补充和市场扩张效应对立起来，同时也要尽量避免陷入四重效应到底何者为大等这些僵化、死板的分析泥潭中，其实，关注“互补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可以综合考虑FDI的四重贸易的实际内容和影响程度，诸如FDI与贸易产生关联性、影响贸易的具体渠道、对贸易增长的贡献、对贸易平衡的影响等，那样就可以得出一种较为客观的综合贸易效应的评价结果。
三、韩国对中国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前一章已经从理论上对海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论述可知充分发挥FDI的对外贸易效应，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本章将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韩国对中国投资的贸易效应。首先，通过考察和整理以往的研究文献，分析韩国对中国投资的贸易效应（以前研究的结果主要是从韩国即投资国角度分析）。接着从以下二个方面对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进出口效应进行分析：一、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根据韩国对中国的投资额、中韩进出口额，进行分析。二、根据韩国对华贸易性质，分析韩国对中国投资的进出口效应。
（一）韩国对中国投资的替代效应分析
出口替代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出口减少,将在投资国的跨国公司将某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东道国当地企业通过技术扩散或模仿，也开始生产该产品。替代进口或出口该产品，导致投资国出口减少，同时，投资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也会替代跨国公司总公司的出口，进而导致投资国出口减少。
从海外企业的行业类别来看，纤维、服装、毛皮、革、鞋靴、造纸印刷、金属、机械电子通讯设备、运输机械等，这些行业使韩国国际收支有所改善。反而，塑料橡胶、石油化工、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木材制品，这些行业使韩国国际收支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韩国内企业的替代出口效应达到1亿3000万，而别的效应比较低。这是由于海外投资企业在当地生产活动逐渐正式开始时，会增加替代出口效应（1998.3 韩国产业研究院 ）。
韩国贸易协会贸易部在2002年2月27日发表的《韩国对中国投资的进出口效应》中认为：韩国对中国投资时，发现为出口替代效应比较大。在中国当地的韩国企业从韩国进口大于向韩国出口，而且在对中国生产的制成品返销回韩国的反向进口效应不太多。（占韩国对中国进口的16.3%）。
935个韩国企业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当地企业的销售额中，销售额最大的产品是电机电子（包括通讯）为36.7亿美元，其次化学为14.5美元、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为5亿美元，机械为3.7亿美元。
从总体来讲，出口替代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反向进口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进口增加。从而韩国对中国投资时，四种贸易效应中明显为出口替代效应；与反向进口效应出口替代效应导致韩国出口增加，对其贸易收支有正效应；反向进口效应导致韩国进口增加，对其贸易收支有负效应。但是韩国对中国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比较大。
（二）韩国对中国投资进出口效应分析
在对中国投资与中韩进出口的相关关系和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类型研究中，利用了从1992年到2002年韩国对中国投资的资料。
在进行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与进出口的关系分析以前，首先看投资与进出口的增长。
从3-2表来看，1992年中韩建交后关系的全面改善，对推动韩企对华投资的增加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95年占全海外直接投资的70%，这一期间达到全海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率的5倍。1995年从中国的进口低了，但对中国的出口却增加了。1997年11月金融危机以来，对中国的投资与出口成负增长率，进入1999年，韩国经济恢复正增长，2002年以后投资与进出口都增长了。
韩国对中国投资中，以制造业投资居多，占全部投资的83.7%（2002年累计）图表3－2来看，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较为显著。所以制造业投资与韩中出口的相关系数也是相当高。
表3－2）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与进出口增长率
根据《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果》的研究结果[8]，这研究使用出口方程式加海外投资的公式，分析海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效应。从国别角度来看，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时呈现为正效应（+）。从行业类别来看，纤维服装、毛皮革、非金属组装金属、机械电子通讯设备、运输机械等，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呈现为正效应（+）[9]，带来出口增加。研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时，不仅没有带来国内的同行业部门出口减少的负面效应。反而将带来同行业引导出口增加的效应（1998韩国开发研究所）。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海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表现为正的相关关系，所以韩国也海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相关关系呈现为补充关系。但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生产能力、费用、海外投资的类型、竞争者的反应和政策的不同等，海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效应也会有所不同。
韩国企业通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关系，可以把握韩国母公司与中国当地企业间的联系程度。若韩国母公司供应原材料、零部件、对华投资的韩国母公司则带来出口增加效果。
据韩中双方共同实行的对韩国投资企业的中国当地企业问卷调查结果，在58个企业的调查中，由韩国母公司供给70%以上原材料的当地企业占53.4%，由中国供应70%以上原材料的当地企业占31%。在对38个企业的调查中，由韩国母公司供给70%以上零部件的当地企业占68.4%，由中国供应70%以上零部件的当地企业占28.9%，此数值显示零部件对出口的效应大于原材料。调查表明，由韩国母公司供给原材料为主的当地企业，与母公司间的技术交流活跃，对韩国出口的贡献也较大，由韩国母公司供应零部件为主的当地企业，在韩国多实施教育、培训，其购买原材料量也多。（权英燮,韩国国土开发研究院,1997）
中国当地韩资企业的30%左右给该地区经济带来辐射效果。换句话说，韩国母公司把原材料和配件供应给当地企业意味着，其对中国的出口增加效果做出贡献，进而对中国的贸易收支做出贡献。
表3－3）海外生产基地发展阶段与贸易效应
根据3－3表，可知韩国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阶段主要处于第一、二、三阶段。因此在贸易效应中，韩国对中国投资时，出口引致效应与反向进口效应显著。
一般来讲，四种贸易效应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较早开始发挥作用的是出口引导效应；随后，当国外分支机构的生产开始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以后，出口替代效应开始出现；继之产生作用的是进口转移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
在外资企业运行初期，由于与当地供应商联系比较小，进口倾向较为明显，经过一段时间运行以后，外资企业出口占其总销售的比重均高于当地企业，此种现象在制造业中最为明显。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将对投资国的出口状况产生影响，根据当地企业的生产基地发展阶段的不同，贸易效应也是不同的（见表3－4）。
在海外直接投资最初进入时期（即建设期），由于大量初始资本的投入，会对东道国的国际收入状况有所改善。但在经过一段时期后（即进入生产期或营业期），生产经营所需的半成品、零部件和原材料持续进口，对投资国际收支产生有利影响[10]。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始于80年代中，国内工资成本持续上涨，劳动力优势日趋减弱的经济现实，促使韩国在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步移动至海外，特别是劳动力丰富且工资低廉的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以后，正式投资开始活跃。对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占总投资的80%以上，所以大部分韩国企业从中国出口原材料、零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