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8日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在中国成功地成为外商的投资热土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多项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和ＧＤＰ增长率是外资流动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外国直接投资水平的国家间差异多半可归因于ＧＤＰ水平的差异。全球资本流动的趋势跟随世界ＧＤＰ的增长率趋势,但是要滞后一年到一年半。ＧＤＰ增长率高而稳定的国家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因此,各国首先应该在促进国内增长上下工夫。

    其次,中国积极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其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这并没有使中国迥然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大国,但是它为中国发挥其潜能,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铺平了道路。9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经常账户的开放,外国公司进出口产品和服务已经没有大的障碍。中国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绝大多数制造业和某些第一产业(例如石油、林业和渔业)。大约有七成的外国直接投资投入了制造业。在服务业方面,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放开了建筑、批发、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随着2001年加入ＷＴＯ,中国开始分阶段取消金融、电信、农业和零售业的进入壁垒。由于中国的服务来还相当落后,因此中国的举措使外国投资者基于战略考虑大举将资本投入那些即将开放的市场。2002年是中国加入ＷＴＯ后的第一年,8059家外国公司开始在中国经营服务业方面的业务,比2001年增长了26%,约占当年全部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的1/4。随着服务业进入壁垒的撤消,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服务业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步伐也会加快。

    除了发展国内经济的努力和加入ＷＴＯ外,中国还签署了不少双边或区域协议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到2002年,中国已经签署了104个双边投资条约(ＢｌＴｓ),名列世界各国前茅。中国还签署了72个双向税收条约(ＤＴＴｓ),名列发展中国家之首,全球排名第12位。尽管有关双边投资条约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的证据并不一目了然(2002年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其没有显著效果,Ｌｅｖｉｎ等对中东欧的研究则显示了其积极作用),但是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条件下,如果签约国认真履行协议,双边投资条约通常有助于确保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双向税收条约被证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非常重要,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是一样的。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积极参与ＡＰＥＣ有关贸易和投资的动议。它和东盟(ＡＳＥＡＮ)携手共进,在扩大亚洲自由贸易区(ＡＦＴＡ),东盟投资区和东盟有关服务业的框架协议和基础设施一体化方面加强合作。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安排包括了有关促进投资自由化、透明度和便利化的条款。随着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和跨国公司在亚洲建立起生产网络,无论是纵向一体化还是横向一体化都会深化,从而在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在未来10年,中国和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总额有可能翻番,增长三倍也不是什么让人特别吃惊的事。

    推进国内经济增长,开放市场准入以及加强国际合作都是通行的政策走向,中国显然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但除此之外,中国是否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过多的优惠待遇,因此阻碍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其他国家?中国确实向外国提供了许多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之间巨大的待遇差异,尤其是在税收和关税减让、土地使用和外贸自由度方面更是如此。但是,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待遇是许多国家的共同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实际上中国至今优然保留了许多行业的进入限制,并规定了重要的经营要求(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吸引外资的传统因素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低廉的劳动成本,像补贴、低息贷款和政府资助的培训或者出口区这样的投资激励以及进口激励被排在了最后。这些领域往往是政府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中心,而且曾经被认为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已经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市场准入和市场支持型的法律和政策环境,而不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外部激励。这些调查结果提醒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我们也因而难以将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功归结为其推行了什么特别的优惠政策。

    总之,中国成功地从更多的国家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这主要是因为它愈加开放和快速增长的国内经济。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投资促进政策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在追求效率型(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ｅｅｋｉｎｇ)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